
当“确定性”被打破,我们该如何看待人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刘知趣,作者:刘知趣,原文标题:《当注定“工作到死”,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人生?》,题图来源:《宽松世代又如何》
就在上周,丹麦议会正式通过一项新法案,规定到2040年退休年龄将上调至70岁,比当前退休年龄再延迟3年。
放眼欧洲的众多国家,像德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各国的退休年龄也基本都在65岁以上,且都有进一步上调的计划。而美国虽然最早62岁就能退休,但领取全额社会保障福利的年龄,也在今年从65岁提升到了67岁。
如此来看,在人均寿命几近80岁的今天,“工作到死”似乎不再是一句玩笑话。
就在今年3月,国家卫健委同样公布了一组数据:2024年,中国居民预期寿命达到79岁,在53个中高收入国家中排名第四。
然而,在这样一个全民长寿的背景下,35+的中年人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不稳定的职场环境、内卷的子女教育……这样的社会情绪也在悄然影响着年轻一代:
我们这些00后亲眼看着80后、90后是怎么被时代拷打的,婚姻、买房、买车、养老、裁员……初中高中大学已经拷打得够要命了,现在90后扭头看我们说我们真可怜。 有一种准备参加索姆河战役的新兵,瞥见擦肩而过的火车里,装满凡尔登老兵尸体的感觉……很平淡的绝望感……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同的历史阶段,总会塑造一代人不同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相比起成长于改革开放后经济腾飞期的80、90后,有一条清晰可见的成功路径:努力读书,考入好大学,毕业后进入体制或大厂,从而实现稳定的生活。
如今年轻人面对的世界充满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学历通胀、工作通缩……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慢下来”“活在当下”反而成了一种新的生存哲学。
这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日本“失落的一代”,他们不再执着于传统意义上的“成功”,而是更关注个体体验与精神的满足。这种“小确幸”的生活方式,在诸如《逃避虽可耻但有用》等日剧中都有真实的呈现。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重新思考:在一个寿命越来越长的时代,人生是否必须被压缩成几个关键节点?我们是否应该允许自己、甚至是下一代,拥有更多元的生活方式?
工作可以“慢下来”
当我们谈及工作时,无论是身边的长辈,亦或是我们自己,潜意识里还是会认为“稳定大于天”。一辈子能在一个单位干到退休,听起来就很踏实,也很体面。
毕竟,“工作稳定”不仅是普通人安全感的重要来源之一,也几乎是社会赋予我们身份的唯一标签。
然而,从国际经验来看,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和代际价值观的改变,个体职业发展的路径是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多元。
在国外,年轻人换工作的频率越来越高,跳槽更不会被视为“不靠谱”。
以美国为例,从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数据来看,出生于1957年~1964年的婴儿潮一代,在18~54岁之间平均从事过12.4份不同的工作。
相比之下,出生于1981年~1996年的千禧一代,在同一阶段平均更换工作的次数更高,达到了13.7次。换句话说,个体职业生涯的流动性在不断增强,一个人的职业路径早已不是一条直线。
日本也有着同样的趋势。总务省2023年的劳动力调查数据显示,25~34岁人群中,从事非正式雇佣(包括合同工、派遣员工等)的比例已经超过了37%,相比十年前又上升了近6个百分点。这些岗位虽然保障性差一些,但胜在灵活自由。
除此之外,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发现,年轻一代对“终身雇佣”不再执着,他们更在意的是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兴趣契合度以及个人成长空间。
其实仔细想想,未来几十年,人类的平均寿命可能会上升到100岁甚至更高。相比过去五六十岁就走完一生的时代,我们多出来的这几十年,倘若只是为了拼命工作、重复几个固定的阶段,显然并不划算。
人生真的不应该只是只活几个“展示成果的瞬间”,而是在活“整个生命过程的体验”。所以我相信慢慢地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西方那种“35岁去读个书”“毕业后先Gap一年”这样的生活方式。
教育不只是“被筛选”
在过去的几十年,“小镇做题家”借着时代的红利跻身一线城市新中产的故事屡见不鲜,教育曾是中国社会实现阶层跃迁的最具确定性的通道。
但时过境迁,如今这条路正在肉眼可见地快速收窄。一方面,是教育资源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和地区,县中再难出贵子;另一方面,是学历通胀、工作通缩,名校毕业生也未必能找到理想的工作。
不仅如此,教育体系也在悄然变革。大家不妨去看看现在小学生的教材,会发现比我们小时候要难得多,尤其是数学,一些题目甚至接近了初中的水平。
这背后其实反映了教育系统的竞争正在变得日益激烈,基础教育的目的也不仅仅是传授知识,还要筛选出国家真正需要的“顶尖人才”。
说到判断孩子适不适合走应试这条路线,一个重点小学的老师给我分享了几个直观的判断方法:一是看记忆力,背书快不快、理解能力强不强,记忆力是一切学习的基础;二是骨子里有没有一股“拼劲儿”,就是那种我非要把这道题搞懂的决心。如果这两点都不突出,大概率不适合通过传统应试这条路成为“顶尖人才”。
这时候,作为家长应该考虑的是及早发现并培养孩子的特长,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分数。很多时候,家长会因为追求分数,反倒打压了孩子真正的天赋,比如:“你好好学习吧,什么时候了还在画画”“马上中考了,你还在写小说,中考考写小说吗?”……
在一个物质条件空前丰富的时代,大家对成功的定义也必然变得更加多元。比如《我在故宫修文物》中的那些工匠们,他们并没有走传统意义上的“成功”路径,一样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获得了无与伦比的价值感与满足感。
所以,当我们谈论教育的时候,最终的目标不应该只是局限于考上好大学、找份好工作,而是帮自己的孩子在社会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在这个世界上,能站稳脚跟,活出自己的一方小天地,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功。
婚育是个人选择
如果说教育和职场的焦虑还停留在个体层面,那么婚姻与生育则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冲突。
年轻人似乎越来越不需要“婚育”这件事。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出生人口为902万人,创下历史新低,总和生育率降至1.0左右,远低于维持人口稳定的2.1。与此同时,民政部发布的离婚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协议离婚人数达210万对,离婚率持续攀升。
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时代价值观的转变:生育已不再是道德义务,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
从全球经验来看,这种趋势并非中国独有。联合国人口司的研究指出,在发达国家中,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提升、经济独立性增强以及社会观念转变,非婚同居、晚婚甚至不婚的比例都在上升。
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的数据显示,预计到2035年,日本终身未婚率将突破30%。年轻人不是不想结婚,而是不愿意为了“结婚”而妥协自己的生活质量。
未来,生育可能会呈现出两极分化:富人因资源充足乐意多生,穷人因生存压力小而敢生,而中间阶层则更倾向于少生甚至不生。因为对他们来说,生育的成本过高,回报却日益不确定。
换句话说,生育的成本既可以被拉到无限大,也可以被压缩到无限小。而“生出天才”这件事,本质上是一场概率游戏——有人愿意赌,是因为有退路;有人敢赌,是因为没得选;而中间阶层,既不敢输,又怕输不起。
所以你会发现,中产群体反而成了最“佛系”的一群人。他们不再追求“必须有后代”,也不再被“无后为大”的传统道德绑架。
这也反映出一个更深层的变化:婚姻的意义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过去它是“搭伙过日子”的经济合作,是“无后为大”的伦理责任。但现在,它更像是一种情感陪伴的选择。如果一段关系不能带来成长、理解与幸福,那单身或许才是更好的选项。
不再“卷”才是新生活
2018年,发表在《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International》的研究数据显示,在瑞士,65至74岁的居家老年人中,约有73%的人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良好;即便在75岁以上的群体中,这一比例也达到了62%。
这说明,随着医疗和生活质量的提升,人类寿命正在不断延长,参与社会分工的时间也会越久。人生不再只是“工作——退休”两个阶段,而是可能被分成多个章节。
当年轻人逐渐意识到职场并无“稳定”可言,领悟到人生漫漫、生命的价值在于体验——不再盲目投身于一场看不到尽头的物质竞争,转而关注自我内心真实且具体的需求时,也恰恰预示着个体正在挣脱“范式成功”的束缚,社会集体的平均幸福感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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