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一定要想清楚刺激中国经济景气潜能究竟在哪的基础逻辑

笔者按：从2024年1-9月各个方面的宏观数据和微观温差看，形势已经到了财政和货币政策再不大力度刺激，经济景气滑向加速收缩趋冷的区间。中央和国务院及时出台一系列的经济刺激政策，无疑是及时和正确的，笔者并无异议。需要提醒的是，政策刺激仅仅是对经济外部注入流动性加温，只有大力度的体制才能释放被计划行政禁锢的内生动能。笔者已经在公众号里发出了之一和之二，今天发出的是之三，陆续还有“温故知新：三次增长从下行转向上行主要由改革启动”“经济复苏和向好需要刺激与改革同时发力”两篇短文，请朋友们关注。

一般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体系，当储蓄者不愿意投资、持有货币的不愿意消费，或者日本当年收入用来还本付息修复资产负债表，经济陷入流动性不足时，央行和财政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刺激，使其实际的经济增长摆脱萧条，恢复到潜在的增长水平上。

一、渐进转轨经济计算学理供给缺乏给战略和政策制定造成的困境

中国的特殊性在于，经济政策面临的客体是一个渐进转轨的经济体。其生产力禁锢在体制扭曲中，惟有针对性的体制改革，才能盘活和释放这些被体制扭曲禁锢的增长潜能。对于经济增长乏力，只有总量刺激政策，只能治标升一下温，不可能从根本上放开禁锢而获得增长的动能。

理论上分析思路的迷盲和实践上没有精准的应对方略，是中国二元体制经济缺乏科学逻辑计算学理和方法造成的。中国经济复苏和未来长期中高速增长的动能到底会来自于哪里？在技术创新、发展方略、对外开放、体制改革和政策刺激四个方面如何摆布，在政府作为和市场力量二者之间如何选择，对这样两个不同视角的分布逻辑和部署逻辑上，我认为经济学界和经济政策研究界，梳理的至今可能也并不十分清晰。

理论上的困惑来自于：西方现代经济学各种计算经济增长潜能的模型，由流动变量按照一定的数理逻辑组成，没有体制变化因素，假定体制不变。用其刻画中国的经济增长，既看不到体制释放生产力的影子，也无法据此科学和精准地安排体制促进经济增长的方案和对策。

二、中国经济科学计算的初步探索和数理逻辑

笔者自2014年研究人口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到2016年对此还是比较模糊。2017年开始我一直纠结在一个现象之中，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比非国有企业要低，乘以其总资产，年GDP损失很大。而只要通过国有经济体制改革，提高资本利润率水平，就会获得新的经济增长。因为资本投入数量不变而生产率提高获得的新增产出，在西方现代经济学教科书上又定义为全要素生产率，将其来源笼统地归入广义的技术进步。假定体制不变的模型无法计算体制改革会带来新的增长。

笔者几乎用了整整六年的时间，可能理清了中国渐进转轨二元经济体制扭曲禁锢、体制差值变量、体制剩余、市场化配置改革提高生产率、自然资源和产品资产化改革获得溢值等中国特有的经济学范畴和逻辑。

首先，1978年以来，中国几乎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不同的，是一个渐进体制不断转轨的经济体。其体制在不断地变动，需要将体制变量化，并构建其嵌入生产、分配和需求函数，构建计算的数理逻辑和分析算式。

其次，中国经济新增长潜能的来源于体制改革的两个部分：一是通过体制改革市场化配置资源，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二是没有价格标示土地房屋资源产品放开交易的体制改革，使其成为可交易资产，一旦交易，获得货币深化和财富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

再次，科学计算中国增长新潜能最为基础和最为通俗的表达式为：

（1）生产率提高的新产出=所用资源×（市场竞争领域配置比例-计划行政领域配置比例）×（市场竞争领域产出状态-计划行政领域产出状态）。

（2）资产货币和财富化溢价=没有价格的土地资源和已经开发土地和建造房屋产品面积×（允许交易1，或者不允许交易0）×（当期价格，或者没有价格）×当期实际发生的交易率。

两个式子中，前一个括号中的是参数变量，表达了资源在计划行政领域和市场竞争领域间的配置格局，各自的比例；或者虽有资源，但放开交易，还是禁止交易。后一个括号中的是状态变量，表达了资源利用效率和高和低；或者有价格，还是无价格。参数变量和状态变量的差值，就是体制变量。

经济学家伍晓鹰认为，在国民经济的计算中，体制无法变量化。笔者觉得上述数理逻辑，符合中国渐进转轨经济体制与经济运行和产出的内在关系，解决了这一难题。也可能是笔者处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实践之中的长期感觉，形成了这几年对几十年改革与增长数理逻辑关系的一点思悟。

三、不符合中国经济数理逻辑的方案和政策都可能会适得其反

（1）式的实践经济意义为：（A）当低效率领域配置的资源，通过体制改革向高效率领域转移，每年差值率的缩小，就会带来新的国民产出，就是市场化配置改革生产率提高的增长潜能。（B）当体制不再转轨，符合体制假定不变定义，体制既定，不会影响经济的增长，增长潜能的企望为零。（C）当高效率领域配置的资源，如果体制复归向低效率领域移动，就会损失增长潜能。比如，2008年到2023年，国有企业资产占社会非金融企业总资本比例从19.45%上升到了40.33%，期间国有资产平均利润率为2.36%，非国有企业资本为7.94%，资本从高效率领域向低效率领域逆向配置，经济增长年平均损失0.84个百分点。

在解释（2）式的经济含义前，先要阐述的是：中国土地房屋的二元体制：城镇住宅可以交易，有价格，是资产；农村住房宅院、农村其他建设用地和农业用地，禁止交易，没有价格，不是资产；农村城郊集体向城镇国有转移的土地，不是等价交换，征用后可以在行政垄断的一级市场上交易，有价格，是年度流量资产；但城乡基本上没有建设用地的二级市场。

因此，（2）式的实践经济意义为：（A）当改革允许没有价格的土地和房屋交易，而其一旦有部分进入交易，则发生交易物发生零到交易时价格的溢值，国民经济核算中支出方面购买者需要一笔购买支付，收入方面出售者收到一笔款项，但变现的国民收入并不是生产出来的，而是没有价格的资源和产品货币和财富化大幅度零到市场价格溢值形成的。如城镇住宅商品化改革开始于1998年，原有没有价格房改住宅陆续进入二手房交易，到2023年房改存量房平均交易率为2.32%，其零到动态市场价格的溢值，给这一时期的经济平均形成了2.08个百分点的增长率。

当然，如果（B）被目前禁止交易影子价格为650万亿元的城乡土地房屋存量不再推进资产化改革，即不再继续放开允许交易时，未来的国民经济，就不会再有资产货币和财富化溢值形成的新经济增长潜能。

也就是说，笔者简单以上述分析为例，如果土地房屋体制不再变化，甚至国有企业资产比例继续向大，当前大规模的政策刺激对促进未来的经济增长也没有用处。因为二元体制经济自然增长率在3%左右，体制复归可能还会使增长速度下降，而城乡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不再推进使增长没有新的动能，这使得经济还能中高速增长的预测，没有推进改革释放增长动能转轨经济数理逻辑科学计算的支撑。

因此，发展是第一要务，而深化和精准改革是发展的关键。这可能是渐进转轨国家颠扑不灭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