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部门履职不力将面临法律追责

政府部门如未能充分履职，将可能面临法律追责，政府部门必须依法履行职责，保障公民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一旦政府部门未能履行其职责，将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和公众不满，此时法律将会对其进行追责，这一制度的实施有助于促进政府部门更好地履行职责，提高政府工作的质量和效率，确保政府部门的权力受到有效监督。

8月27日，全国生态环境检察工作推进会在浙江湖州召开，会上发布了10件生态环境检察典型案例，这是最高检在不到3个月时间内第三次发布类似案例——8月15日，就如何追究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最高检联合生态环境部发布了6个典型案例；6月5日，最高检发布了10件生态环境领域的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而公益诉讼，在这些发布的案例中占了大半——8月27日发布的10个案例中，公益诉讼占了5个；8月15日发布的6个案例中，公益诉讼占了4个；6月5日的案例则是公益诉讼“专场”。而生态环境类公益诉讼，已经占全部公益诉讼的一半以上——2024年1月至2025年7月，这一领域共提起公益诉讼7500余件，在所有公益诉讼中占比57.6％——公益诉讼所覆盖的领域，除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还包括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个人信息保护等领域。

而在生态环境类公益诉讼中，行政公益诉讼又占了八成以上——2024年1月至2025年7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8.6万件，其中行政公益诉讼7.2万件、民事公益诉讼1.4万件，前者占比83.7％。

生态环境领域的公益诉讼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相关主管部门依法严格履责；二是相关监督部门——主要是检察部门监督其履责，并在其未尽其责时通过建议甚至诉讼的手段施加压力。与其他诉讼不同，行政公益诉讼有一个法定的诉前程序，即检察院提起诉讼前，要先向相关政府部门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职，其不依法履责的，再依法提起诉讼。先柔后刚，被认为是“软硬兼施”。

大部分问题都能在诉前程序解决，但也有案件需要提起诉讼。比如8月27日发布的案件中，有一个湖南江永县风电项目侵占林地的案件，该县检察院先向该县林业局送达检察建议书，督促其依法履责，林业局回复整改后，检察院发现仅有少量被损毁林地进行了补植复绿，于是对林业局提起诉讼，获法院支持，责令江永县林业局继续履行职责。

这也是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一个困境，并不是每一个行政部门在未尽其责时，都能够主动接受监督并给予配合，特别是在检方不太容易收集证据的时候。相比政府主管部门，检方在对生态环境行业的了解程度、搜集证据的技术手段以及能调动的资源等方面都处于劣势，而一旦收集证据耗费大量时间，就有可能导致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加剧。

缺乏强制性执法权力，是检方面临的另一困境。这导致其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调查的过程过多依赖公安部门，而当事人有时会利用检方缺乏强制手段，在刑事讯问和公益诉讼询问中提供不一样的供词，这又导致公益诉讼案件的证明标准被动提高。基于这一现状，有业内人士建议一方面要求政府部门承担更多举证责任，甚至在一定情况下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另一方面，赋予检方在公益诉讼调查中使用一些强制性措施，比如对作为证据使用的涉案物品进行查封、扣押，对相关人员予以传唤，对妨碍公益诉讼正常调查者采取罚款、司法拘留等措施。

而作为公益诉讼中最主要的两个部门，检察机关与生态环境部门的合作，是生态环境领域公益诉讼取得成功的关键。双方的合作既有很多制度性规定，也有一些磨合出来的实践经验。2024年10月，生态环境部联合最高检印发《关于加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检察公益诉讼衔接的意见》，明确生态环境部门发现生态损害线索，决定启动索赔程序的，应在15日内通报检察机关，后者可提供法律支持或移送案件线索；对检察机关开展民事公益诉讼工作，生态环境部门可以提供证据材料和生态损害鉴定评估等支持。

生态环境公益诉讼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是引入了恢复性司法。这个本来应用于刑事诉讼领域、强调加害人对受害人补偿以修复双方关系的救济方式，被引入生态环境诉讼后焕发了新的生机。基于修复的专业属性，这一过程很多时候是由侵权人出资、由检方委托专业机构代为修复，修复的方式包括增殖放流、补植复绿、异地修复等。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厅长徐向春8月15日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2025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已经将检察公益诉讼法列入初次审议项目，目前草案已在征求各相关部门和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意见。

发于2025.9.8总第1203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环境公益诉讼，需要“软硬兼施”

记者：韩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