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科技产业天花板，那些年薪过亿的CEO是怎么诞生的？

CEO的薪酬，总是会成为谈资，尤其是生物科技行业。因为生物科技行业诞生了诸多巨头，而这些巨头*的薪酬往往不低。

尤其在海外，跨国大药企的CEO，天价年薪是常态。2023年，艾伯维CEORichard Gonzalez，总薪酬是2570万美金；吉利德CEO Daniel O'Day年薪达到了2260万美元，强生CEO Joaquin Duato总薪酬更是高达2840万美元。

CXO行业也不例外。2023年，IQVIA的CEO Ari Bousbib，薪酬达到2915万美金，折合2.09亿人民币，堪称最强“CXO打工皇帝”。

不过，如果从产业角度出发，CEO的薪酬不应只是谈资。

任何一家企业，即便进入规模化集团式运作阶段，仍然离不开CEO的掌舵。毫不夸张地说，CEO的战略抉择能够直接决定企业的业绩表现，这些CEO的天价薪酬也由此而来。

事实上，海外大型生物科技公司，CEO通常是职业经理人，他们的“底薪”通常不高，与企业发展的绩效才是收入主要来源。

这意味着，“天价”CEO的诞生，意味着这家企业的发展可能不错。CEO薪酬，也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企业竞争实力的一个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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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薪背后，绩效是核心

过去十年，生物科技行业涨幅*的是什么？CEO薪酬，*是其中之一。

2012年，MNC中只有5人的薪酬超过1800万美元。十年后的2022年，前15名薪酬最高的CEO名单（包括市值至少为200亿美元的公司）中，薪酬*的为1900万美元。

2023年，基本延续了这一趋势，年薪超过2000万美金的CEO，并不罕见。不仅是药企，CXO企业也是如此。

以*值来看，2023年薪酬超过千万美金的CEO，至少超过4位。已公布薪酬信息的企业中，IQVIA的CEO Ari Bousbib薪酬最高，达到了2915万美元。

这并不奇怪。在海外，大型生物科技产业公司的CEO，主要是由职业经理人担任。这些职业经理人，通常是行业内的*专家，不仅熟知公司业务和日常运营规则，并且对竞争格局有敏锐的了解。

简单来说，企业雇佣*职业经理人的目的只有一个：给公司创造更好的效益（包括业绩和股价）。正所谓，能力越大、收入越高。

这在美国企业中，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在比较价值相似的公司时，欧洲和美国公司之间的薪酬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例如，赛诺菲和百时美施贵宝市值接近之时的2022年，赛诺菲向其首席执行官Paul Hudson支付了1070万美元薪酬，而百时美施贵宝向Giovanni Caforio支付了2010万美元。

当然，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天价CEO。通常而言，CEO创造的年度效益，部分会变成薪酬奖励。IQVIA是典型，其CEO Ari Bousbib的薪酬，89%与绩效挂钩。

如下图所示，Ari Bousbib高薪主要由Performance Shares（56.3%）、Stock Appreciation Rights（16.3%）。前者，是基于此前设定的业绩目标，以及最终的达成情况而带来的奖励；后者，则是基于股价目标，以及最终股价涨幅带来的奖励。相反，其固定薪酬，也就是Base Salary部分，占比仅有6.2%。

不仅是Ari Bousbib，IQVIA其它高管的近83%收入，也是与绩效挂钩。如上图所示，高管的66.7%的收入来自Performance Shares、Stock Appreciation Rights。

因此，生物科技产业领域的CEO和高管，高薪是事实，但并非“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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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决定一切，薪酬波动较大

由于绩效是考核的重要因素，因此这也导致，海外生物科技产业CEO的薪酬，波动性较大。典型如强生CEO Joaquin Duato。

2022年，是Joaquin Duato上任的*个年度，总薪酬是1310万美元。这一数字，在*药企行列中，并不入流。

但到了2023年，Joaquin Duato年薪达到了2840万美元，其也成为了目前披露年薪最高的大药企CEO。

之所以其薪酬飙升，核心原因是股权奖励几乎翻了一番，从 2022 年的830万美元增加到去年的1600万美元。

原因在于，强生的2023年表现*。2023年，对于强生来说是强劲的一年，因为它以 850亿美元的收入重新夺回了行业公司的头把交椅，比2022年增长了6.5%。

并且，在战略方面，强生也成功剥离了消费者健康业务。“在Duato先生的领导下，公司在2023 年基本达到或超过了其综合财务和战略目标……授予他目标130.4%的年度绩效奖金和目标125.0%的长期激励，“强生在文件中表示。

有人因为业绩出色而薪酬飙升，也必然会有人因为业绩表现不佳，而薪酬骤降。辉瑞CEO Albert Bourla，就是这样一个悲催的金领。

2021年和2022年，因为辉瑞在新冠布局中的成功，Albert Bourla薪酬水涨船高，分别达到2430万美元、3300万美元。2022年3300万美元的年薪，让其位居CEO薪酬榜第三名。

2023年，其薪酬可能跌出前十，因为“只有”2160万美元，同比下滑比例达到41%。这与辉瑞的业绩不及预期有关。

年初，辉瑞2023年的营收目标是688亿美元，但最终结果却只有585亿美元；另外，辉瑞股价在2023年跌幅也超过40%。诸多不利因素导致，Albert Bourla降薪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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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天价CEO，给我们带来哪些思考

从海外生物科技企业CEO的薪酬构成来看，“天价”与否都是极为容易被市场接受的。

一方面，这些CEO的薪酬，现金部分相对不多，并不会对公司的现金流带来影响。虽然这些CEO的薪酬，相对于跨国大药企的现金储备来说，占比并不大。即便全部以现金支付，可能也不会有实质性影响。

另一方面，以业绩、战略执行情况以及股价表现对CEO进行考核，有充分的目标导向。在这一目标导向下，CEO如果能够超额完成目标，解锁更多薪酬也是各方都乐于见到的局面；如果业绩难以达标，那么奖励也会大幅减少，正如辉瑞CEO当下的处境一样。

回到国内来说，部分biotech过去也出现了天价薪酬的现象，甚至部分天价薪酬是以现金支付为主的，难免会影响公司的现金流。

国内创新药企业通过高薪绑定核心高管的做法无可厚非。毕竟，对于在发展初期，核心高管才是创新药企的“核心资产”。这种薪酬的溢价，是为了获得市场竞争力的代价。

不过，目前来看，这本身也是生物科技公司的一场“豪赌”。因为，高薪挖人容易，但要想让公司朝着目标方向发展并不容易。

对于不少生物科技公司来说，现在面临的局面是：虽然高管拿到了远超行业平均水平的薪酬，但公司的发展似乎没有朝着预期方向前进。

因此，对于尚年轻的国内生物科技行业来说，如何更合理地设置CEO薪酬，以及如何科学地进行动态调整，或许也是一门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