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关高水平对外开放、金融强国、数字货币 廖岷、丁志杰等新发声

“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刻理解金融强国要看国内维度和国际维度”、“数字货币的时代，把SDR（特别提款权）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做大，中国大有可为”，这两日举办的2024年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来自财政部、央行人士与专家学者齐聚分享了最新的宏观趋势。

廖岷：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

财政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廖岷表示，中国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不移地推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推动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营造透明、稳定、可持续的制度环境，真正推动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处理好供给与需求、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在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惠及全球。

“中国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是现行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体系的受益者，同时伴随着自身的发展，中国始终深度参与世界银行、IMF的改革与治理，并积极支持现有国际机构做大、做强。中国是世界银行的第三大股东国。中国发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与金砖国家共同组建新开发银行，这些新机构正按照国际的高标准运营，并与世界银行开展多种形式融资合作，已经成为现有国际体系有益的补充”，廖岷表示。

廖岷还指出，希望在合作理念的指引下延续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多边主义精神，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共同为构建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全球治理体系，提振全球经济增长和繁荣，促进全球减贫和发展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丁志杰：金融强国要看国内和国际维度

国家外汇管理局外汇研究中心主任丁志杰表示，要深刻理解建设金融强国：维度一是国内维度，金融强国不仅仅体现在金融自身能力强，还体现在金融配置资源的功能，以及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职能的增强，金融强国不仅有数量的标准还应该有质量的标准；维度二是国际维度，它不仅仅体现在国内，而且在国际金融领域我们应该具有较强的地位和影响力，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以及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拓展业务和参与全球金融治理。

“制度型开放在未来要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丁志杰表示，一是金融市场开放的深化，提高境外投资者参与中国债券市场的便利度；二是基础设施要实现境内外的互联互通；三是积极参加多边开发机构等领域治理的改革，深化与各国的双边金融合作，积极参加涉及境内国际经贸规则的研究制定；四是稳步推进外汇领域的改革开放，重视宏观层面的安全稳定，逐步减少微观领域的行政审批，不断提升跨境融资便利化水平。

丁志杰还指出，要构筑与高水平开放相匹配的监管和风险管理体系。在外汇领域，完善外汇市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强化逆周期调节、市场化调节外汇市场顺周期行为，维护外汇市场基本稳定和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强化外汇监管，提升监管能力。“特别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把外汇管理也纳入到广域的监管，提出了外汇监管的说法，要高压打击地下钱庄、跨境赌博等违法违规活动，维护外汇市场健康秩序”。

黄海洲：将SDR通过数字化方式做大中国大有可为

“数字金融是五篇大文章的压轴之作，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是今天很多创新的出发点”，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特聘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海洲表示，发展到现在，中国在数字金融上有很多进展，已经有些非常重要的企业成长起来了，还有很多新企业、新业态成长起来。

展望未来，黄海洲表示，在今天数字货币的时代，可以把SDR（特别提款权）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做大，中国在这方面大有可为。世界银行虽然不能发行货币，但是可以用SDR进行贷款，从全球政策层面看，数字SDR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事。

“国内政策方面，已经成立了国家层面的大数据局，这体现了数据数字的重要性，但要落到经济层面，尤其是金融层面，还有很多东西要做”，黄海洲还指出。

王一鸣：通胀总体缓和 利率会维持在较高水平

“通胀总体已经缓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表示，过去30多年全球经历了较长期的低通胀时期，包括2008年金融危机后量化宽松政策，是由于全球化吸收了通胀压力，特别是金融全球化吸收了巨量流动性。

王一鸣指出，未来最大挑战是更高的债务。疫情后全球债务水平大幅提升，全球债务总额接近GDP的250%，主要经济体的政府债务规模迅速扩张，比如美国政府债务接近35万亿美元。

“但由于通胀的粘性，利率依然会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债务成本会持续上升”。此外，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面临两难，维持高利率，将抑制本已疲弱的经济增长，而降低利率，又难以有效抑制通胀。解决这个问题的政策空间也在收窄。在王一鸣看来，未来通胀、债务、利率几个变量相互交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