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清溪的世界涟漪：12位汉学家与湖南作家畅谈文学地方性与世界性

在文学清溪的世界里，一场关于文学地方性与世界性的交流会热烈展开，12位汉学家与湖南作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文学的世界涟漪，他们分享了对文学地域特色的深刻洞察，以及如何将湖南文学融入世界文学的视野，这场交流展现了文学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为文学创作和跨文化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国人看东西的时候，和世界（很多地方）看东西不一样。很简单，你看‘猫头鹰’，在世界很多地方它就是‘猫头鹰’，但中国人怎么看它的？它的头像猫，身体像鹰，所以它是猫头鹰，这是一个故事。”7月25日下午，益阳清溪村，蝉声四起的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汉学家白鑫以“猫头鹰”为例，论述中国文字、中国文学的特别，“中国文字本身就是一个很含蓄的语言，中国文学是生动的哲学。”

中国文字、中国文学的特别是各国汉学家与翻译家热爱中国文字、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原因。7月25日下午，在益阳清溪文学村，12位来自埃及、西班牙、荷兰等国的汉学家与翻译家及王跃文、马笑泉、沈念等9位湖南作家以“在地性与世界性——从清溪文学村庄谈起”为题展开了一场长达3小时的座谈。

△7月25日，益阳清溪，“在地性与世界性——从清溪文学村庄谈起”座谈现场。

“文学是一种人类共同拥有的艺术”

汉学家白鑫来自埃及，他是宁夏大学民族学博士，现在担任埃及希克迈特文化集团总裁，他翻译过《鲁迅精选小说集》，中国当代作家中，他翻译过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一日三秋》以及李佩甫的《生命册》等。

白鑫认为，他并不认为有地方的文学和世界的文学。他说，文学是一种人类共同拥有的艺术。他认为没有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会考虑自己所处的环境，自己在哪里，也不会考虑他写的作品会有别的国家的人会看。

在白鑫发言之前，著名作家王跃文也阐述了他的观点。王跃文三月份去英国出席了他的作品《家山》英译本新书发布会，发言中，他提到了在英国城乡间穿行的时候，想起了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狄更斯的《雾都孤儿》，他眼前的英国城乡和他在简·奥斯汀与狄更斯等人作品中看到的英国城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贫穷到富有，从落后到进步，从野蛮到文明，这是全人类共同的发展轨迹。这种轨迹不止是在各国的教科书上有展示，在各国的文学上也被生动形象地展示出来。”

因此，王跃文认为，作家们如果能够艺术地把发生在中国乡村的巨变写好，为华夏大地上最广大人群塑形照相，他就既有在地性，也有世界性，“一定能够触动全人类的心灵”。

△7月25日，益阳清溪，全球汉学家文学译作书架启动仪式。

在地性关乎文学也关乎人类的成长

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马笑泉有《愤怒青年》《银行档案》等多部作品翻译成英、法、意大利等语言，他认为在地性和世界性并非二元对立，世界的每一部分都在世界中，独特性、差异性和寻求沟通互相理解的渴望与行动使得世界持存。世界性以在地性为基础，在地性需要努力让世界性从自身中生长出来。“只有做到这点，小说，或者说所有的文学作品，才具备冲破语言结界的可能，才值得被精心翻译，被其他国度的读者在满怀期待中打开。”

发言的最后，马笑泉提出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一个新问题值得重视，“网络正在抹平现实的差异性，把我们纳入一个看似丰富自由，却是由相同或相似程序设置好的世界，在地被连根拔起，而所谓的世界性逐渐变得单调乏味。”为此他认为，面对这样的趋势，强调在地性，不仅关乎小说的成长，也关乎人类的成长。

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南毛泽东文学院院长谢宗玉也注意到了全球化的“副作用”，“当全球化让文化趋于同质化，在地性成为抵抗遗忘的堡垒；当文明交流日益频繁，世界性又为文学打开更广阔的舞台。”

谢宗玉在发言中认为，湖南作家的文字里，有洞庭湖的波涛，有辣椒的热烈，有方言的韵律，更有这片土地上独有的生命哲学。但汉学家的学术眼光能挖掘作家未察觉的潜在文本。他希望本次交流会不仅是一次学术的切磋，更是一场文学的共谋：“让地方的故事被世界听见，让世界的思潮为地方注入活力。唯有如此，文学才能既扎根大地，又仰望星空。”

△7月25日，益阳清溪村，汉学家们品尝擂茶等特色小吃。

文学和村庄一起生长

“在现代化浪潮中，文字守护着人们的精神家园。”突尼斯汉学家哈利德在发言中说。哈立德是突尼斯东方知识出版社社长，也是迦太基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助理教授。这位翻译过老舍《不成问题的问题》、韩青辰《因为爸爸》、张炜《九月寓言》的汉学家分享了他作为译者的一个体悟，他告诉大家，他在翻译那些作品时，“那些文字中跃动的村庄魂魄始终震撼着我。无论时代如何更迭，这片土地孕育的生命力始终在文学中生生不息。”

哈立德告诉大家，行走在诞生过《山乡巨变》的文学现场清溪村，他愈发确信文学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扎根在泥土里，和村庄一起生长：“清溪村的珍贵，在于它揭示了文学的本质。那些粗粝的泥土里，藏着最柔软的心灵叙事；那些看似地域性的故事，实则具备跨越疆界的共鸣。当全球化浪潮席卷时，正是这样的文学村庄，为人类保存着精神原乡的坐标。”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湖南毛泽东文学院副院长纪红建执着于田野调查，包括清溪村，他去过的村庄数以千计，在他眼中，世界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村庄是世界的具体呈现，“它让遥不可及的世界变得可知可感，甚至触手可及”。

纪红建认为文学是村庄和世界之间的桥梁，它穿越时空和地域让所有的思想和情感交织：“世界的所有村庄，都有着自己的独特文化构成，有着各自不同的生活细节，这些个性化知识的内容正是作家的营养与文学非凡的力量。这些内容被长年累月地书写太多，经过几十年、上百年、一两个世纪的反复讲述，经过一代又一代作家的重复表达，它们就从特殊的地方性变成了普通意义的世界性。

△7月25日，益阳清溪，汉学家们参观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

故事背景或有不同，人的感情和经验是相同的

保加利亚汉学家思黛主要翻译的是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他的涉猎非常广泛，翻译过莫言的《檀香刑》、余华的《活着》，也翻译过刘慈欣的《三体》与《黑暗森林》等，比较小众的诗人乌青的小说《有一天》，他也曾翻译过。他在发言中直言不讳地说，周立波《山乡巨变》中故事发生的背景有些“过时”了，但小说中的人物很精彩，很有趣，他感觉周立波很爱他笔下的人物。思黛的观点是，世界性的概念其实是比较模糊的，一部作品能否走向世界，取决于很多因素，他以《山乡巨变》为例，很多国家没有翻译《山乡巨变》，这并不是因为这部作品不具备世界性，国与国的关系等也会影响到作品的传播，此外，译者个人在文学上的偏好也会影响到这部作品是否被选中翻译为外国文字。

塞尔维亚的汉学家约万诺维奇·安娜在发言中介绍，她30年前就因为通过描写中国农民生活的小说而爱上中国。她之前参加的各种文学活动都是在城市里，这次是在清溪村，这让她很感动。她提到曾有中国记者问她塞尔维亚的读者是怎么理解莫言、余华和苏童等中国作家的作品的，她的回答是，虽然作品中的人名、地名和历史背景是不一样的，但人的感情和经验是相同的。因此，作为译者，最重要的是把作家要表达的感情用自己的语言翻译出来。

作家盛可以1994年起定居深圳，近些年因为照顾家里老人，回到益阳，“一不小心就住成了益阳人”。发言中，盛可以还介绍了她的近作《建筑伦理学》，是她回到益阳后，“肉身在场”的写作，而之前她写家乡人物是与家乡“有一个时空的差距”。她认为回到家乡后创作的这部作品是她写作生涯中比较重要的作品。

这是盛可以第一次以湖南作家的身份参加在家门口举行的国际性的文艺活动。盛可以的作品被翻译成20个语种，其中被翻译最多的是她的代表作《北妹》。《北妹》中，她把主人公钱小红比喻成一粒性感的肉丸子。她在发言中提到了这粒肉丸子，“她一路滚着，跳着，最早就滚到了世界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角落。”盛可以坦言，这是她作为一个作家没有想到的。她另一个没想到的是，她曾想过请国外作家、汉学家和翻译家到益阳来举办活动，魔幻般这么快就实现了。她认为汉学家们会把他们在清溪村的所见所闻也会带到世界各个角落。

△7月25日，益阳清溪王蒙书屋，湖南作家郑朋（郑小驴）向汉学家高伯译介绍王蒙的作品。

以‘人’之名进入故事内核能实现彼此的理解和交流

参加本次交流会的作家诺亚，会前得知了自己获得了新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她在发言中提到了翻译过程中的“文化折扣”问题，她提到《西游记》的经典译本《Monkey》在英语世界影响深远，但她个人更喜欢余国藩的译本，他把猴子翻译成了Mind-Monkey，对应中文里的“心猿”，“包含着充满中华文化色彩的隐喻。”

诺亚在发言中认为中国文学，中国儿童文学，它的世界性旅程也面临挑战，“我们的民俗意象、含蓄的情感表达、特定的伦理观念，都需在翻译中找到契合的世界语言”。

另一位儿童文学奖获得者周静，她的发言似乎可以解决诺亚认为的翻译过程中存在的“文化折扣”的问题，“东西方浩繁的民间传说，都藏着一整套既理解人又约束人的道德准则，它让人和其身处的环境始终维持一种平衡，以达到和谐共生。各民族的传说形态各不相同，但殊途同归，就像河流千万条，终究百川归海。在千姿百态的文化里，我们看到的隔阂都在表层，当我们以‘人’之名进入故事的内核，一定能实现彼此的理解和交流。”

芬兰汉学家劳诺谈的也是翻译的问题，他翻译过刘慈欣的《三体》，也翻译过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以及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书。他讲，他因为去过王府井和大理，因此，他翻译《三体》男主角汪淼坐在王府井天主教堂前的长凳上绝望哭泣这一场景，以及胡安焉写他在大理那段经历时，“能够把自己放在那里跟人物或诉述者站在一起”。为此，他认为文学翻译家如果有机会去小说里描述的地方，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在中国经历过日常生活的翻译家会比没去过中国的或者在中国只呆过短时间的翻译家更好地理解一些比较难翻译的词语、并更加恰当地把它们翻译成自己的母语。”

劳诺还谈到，去到作品中所写到的地方，嗅觉、听觉和味觉都能很好地帮助译者更好地翻译原作，“一名翻译家能够感知和体验世界的存在。机器呢？机器不能。机器不知道世界都有怎么样的气味、声音或外观，所以它也无法选择正确的词来描述它们。”

△7月25日，汉学家们踏访当天即将揭牌的湖南作家协会清溪书屋小院。

“创造性误读”为作品在异域文化中打开了新的生命维度

伊朗汉学家艾森认为文学是文明交流和共建最好的媒介。发言中，这位既翻译过《黄帝内经》《论语》，也翻译过莫言的《初恋》与路内的《慈悲》的汉学家表示，中国近100年来的历史是非常独特的，如何把中国和中国人这些独特的经历介绍到国外，从传播的角度讲，文学是很好的途径。他希望往后更多伊朗的青年翻译家能够关注中国文学。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作家郑朋（郑小驴）坦言他的写作深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如果没有翻译，我们就无法了解更广阔陌生的世界，写作也会变得单调，乏味，陷入同质化的陷阱，失去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发言中，郑朋认为我们也需要被更广阔的外界所看见，所了解，所尊重。“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我们的经济、文化还是心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中国新生代作家，他们和前辈作家周立波相比，他们的写作已经有了新的变化。对他们而言，也在经历一场‘山乡巨变’。”他希望汉学家们能意识到中国新生代作家的变化，“从艺术审美上重新认识我们的写作。”

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南文学》主编沈念的发言靠后，他认为“在地性”不只是作家的标签，也是文学的生命密码，是最本真的呼吸，“如果失去了脚下这片土地的滋养，失去了源自具体生命经验的独特表达，作家的写作不会根深叶茂，也就不可能为世界文学贡献独特的光谱。”

和诺亚一样，沈念也认为翻译是“丢失的艺术”，除了丢失，还会“误读”，不过，他并不认为“误读”是坏事，“虽然各位汉学家的翻译可能带着自身文化的‘滤镜’，也许会与我们创作的初衷产生差异。但这种‘差异’未必是鸿沟，它可能是‘创造性误读’的起点，为作品在异域文化中打开了新的生命维度。所有的阅读，都是某种程度的‘误读’，但这也恰是文学跨越时空的魅力。”

△汉学家们参观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后留言。

“清溪”是文学与生活的共同体，是向世界敞开的文学现场

中国作协外联部主任张洪斌主持了这场名为“在地性与世界性——从清溪文学村庄谈起”的座谈会，他认为这是一场跨越语言、文化、时空的文学对话，在湖南作家和多国汉学家、翻译家展开对话前，他回顾了当天上午和作家、汉学家、翻译家对清溪村的踏访，“我们发现‘清溪’，不仅是一个地名，一种风景，更成为一种关于文学与生活的共同体。”

座谈会的最后，张洪斌谈了他对“在地性”和“世界性”的理解。他认为“在地性”，是具体的生活经验，是写作者的坐标；而“世界性”，则是被看见、被理解、被对话的可能。“世界性”不是脱离“在地”的飞翔，而是对“在地”的一次次重新发现和深情回望。

最后，张洪斌感谢了座谈会上作家和汉学家们的发言，并称清溪村因各位与会者的到来，成为一个向世界敞开的文学现场，“中国作家与汉学家之间，不是简单地‘输出与接受’，而是文学意义的共同缔造者——他们各自守着一片语言的土地，然后在对话中看见彼此。”

潇湘晨报记者刘建勇 图|潇湘晨报记者 王冠宇